标题：法律边界与语言规范：探讨“法律允许但不宜”的病句现象

1. 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14〕就是对确定某一情况到底是相同情况或不同情况时，作为实现正义的重要途径的法律与道德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法律一般更容易将其归结为相同情况从而实现形式上的正义，而道德却侧重于将其归结为不同情况应该作出区别于法律规则的价值判断，从而实现实质上的正义。形式正义应该是以实质正义为其目的，但形式正义本身的独立性和特征，使它可能背离实质正义的要求，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体现普遍规则的抽象正义可能导致具体正义得不到实现。比如，就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将受贿得来的15万多元用于解决下属乡镇学校等实际资金困难问题这一案件来说，假如余斌真的只想用通过受贿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那么如果将其与只想将受贿款占为己有的其他受贿人员一样按照刑法规定定罪量刑，显然会使许多人觉得不符合实质正义之要求。但若就此原因不将其定罪量刑，那么，就可能使受贿行为因各种理由而合法化，这将造成更大的不公正。正是因为法律只能涉及表现在外的行为及其直接目的，所以其常常因为特殊个案的复杂性而不可能使每个案件都能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第二，体现法律形式正义要求的程序正义可能会导致实体正义的不能实现。比如，如果某人杀人但销毁了所有的证据，那么法庭必将因为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这不仅会使实体正义即被害人的权利难以实现，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实体正义不能实现这一原因而将其判处刑罚。因为法院的判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如果“疑罪从有”，那将会导致法官的主观臆断，就会有更多无辜的“佘祥林”受到不公正的遭遇。事实上，只要法律的规定能保证大多数案件能够公正地得到解决就行了。

2. 平等权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和原则。确立了国家机关活动的界限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公民实现基本权利的方法或手段。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法治国家的宪法原则。内容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差别待遇。

3. 残疾人权利保护：通过《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残疾人的生活保障权、劳动就业权、受教育权、政治权利、人格权利做出特定保护。

4. 利他动机违法类。这一类行为是指当人们处于选择符合法律的行为与符合道德行为两难的特定情形下，因为选择了符合他人和社会利益的道德行为而违反了法律。比如，2005年6月16日，一个叫阮怀莲的孕妇在昆明东川区人民医院临产，因大出血急需输血急救。因医院恰巧AB型血不足，在向社会紧急求助未果后，该院医生卢新华主动献血急救病人。考虑到东川区距昆明来回需5、6小时路程，恐向昆明市血液中心求助耽误对患者的抢救，在报请东川区卫生局备案后，东川区人民医院用卢新华医生捐献的200CC血液，挽救了阮女士的母婴两命。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献血法》，这一行为属于非法自供血液，所以被相关机关处以罚没非法收入和罚款共13360元。〔12〕当然，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为了规避法律类的“合理不合法”行为，但这里的“合理”显然不是符合一定的道德，而是指符合一定成本——收益分析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所以，笔者不认为它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5. 2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深层起因：社会转型中价值文化冲突。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人们的观念也会随着社会的渐进变迁而不断变化，与之相适应，社会生活中的法律与道德也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并互相促进。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促进了道德的进步与法律的发展。社会变迁常常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和道德，但法律与道德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道德观念的转变往往因其需要深入人的内心而有时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要求，在新的道德观念没有确立时，法律的规定往往影响着人们的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法律的规定本身也需要反思。人们正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和法律规定的理解、反思才形成了新的道德。当然，这种新的道德并不一定能成为法律合理性的基础。这种道德本身也是需要反思的，而法律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磨合中和人们对道德的反思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完善。而道德的进步和法律的发展正是在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的无数次的反思中进行的，而且这一过程是永远止境的。

6. 老年人权利的保护：通过《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对老年人的退休、赡养、生活保障作特定保护。

7. 而现实生活中的“合法不合理”行为主要有：（

8. 改变刑事证据规则，事后允许以较少或较简单的证据作为定罪根据。

9. 第二，由于法律与道德调整方式的不同要求而形成的冲突，笔者姑且称之为“形式层面上的冲突”。这是指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里，虽然从总体上来看，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是一致的，都是特定社会的伦理要求的反映，但是因为这两种行为规范的独特性，使得两者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与特征。笔者认为，由此所造成的法律与道德冲突并不是实质意义和根本意义上的，而只是形式上的和表象上的，因为它们毕竟有着共同的分母——特定社会的伦理现实。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映和表达社会伦理的真实性程度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即法律和道德在概括和反映社会生活条件时准确性程度不同而引起的冲突。虽然法律的内容是特定社会伦理要求的反映，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创制法律，但在现实性上，由于立法者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认识、对立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以及立法技术、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的内容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道德常常是人们在共同的、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的共识，但同时它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和主观性特征，与每个个体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所以其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准确性上必然受到限制。第二，道德的理想性与法律的现实性特征所形成的冲突。道德追求理想和高尚的社会正义，体现着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法律可以也应当成为公民普遍遵守的道德义务，高尚的道德却不能也不应成为公民普遍的法律义务。法律追求经过提炼后的社会正义，是最低的道德标准，目的在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安全。所以，法律是面向现实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法律化、制度化，是法律建设的不变的追求，法律总要亦步亦趋地紧跟现实。现实生活中，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法律往往是从为了解决问题而制定出与已有道德观念不符的法律。第三，法律的程序性要求与道德的实质性要求之冲突。一般而言，法律有明确规范，严格的程序要求。合法的行为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规定。不管是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都是违法行为。道德只是实体性规范，不存在程序性要求。如果某一行为既符合道德规范，又符合法律实体规范，但不符合法律程序性规范，这一不合法的行为却因道德评价注重动机、结果而在道德上作出肯定性的评价，从而与法律评价相冲突的。第四，法律的形式性、确定性要求与道德的实质性、原则性要求之间冲突。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另外，法律还有技术上、时效上的规定，当道德评价与这些方面的规定不一致时，也会导致冲突的发生。

10. 一般而言，社会生活的渐进变迁也会带来道德和法律的变化。这是法律发展与道德进步的正常状态。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正常状态下的冲突既促进了法律与道德自身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冲突必须是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的冲突，否则它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认为的那样：“在某一社会系统中，内部冲突越不激烈，冲突对社会系统的整合越有作用。”〔19〕这就是说，在同一社会系统内，如果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过大，就可能失去其本应该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如果法律的标准与民众的道德标准存在一定差距，民众固然可以适度修正自己的道德标准；然而，如果二者落差过大，就会加剧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隔阂，使法律规避行为增加，最终损害法制的权威。”〔20〕由于在我国近百年来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法律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观念都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使得我们国家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成为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应该转变道德观念还是应该完善法律制度？笔者以为，对法律与伦理关系的深刻认识和特定社会伦理生活的关注和伦理精神的挖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11. 以后想买哪个地方的房子跟我说一声，我去跳个楼给你们的房子降降价。

12. 社会保障权：指因社会危险处于保护状态的个人，为了维持人的有尊严的生活而向国家要求给付的请求权。是宪政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是现代社会的安全阀。作为一种权利体系，包括生育保障权、疾病保障权、残疾保障权、死亡保障权与退休保障权等具体权利。

13.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指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具体体现为人格权，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14. 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指公民可以通过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包括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的见解和看法。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具有政治监督和信息传播功能。

15. 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1）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宪法中主要指政治言论自由，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形式。包括思想表达与传达自由、言论机关的自由以及了解权和反论权。在政治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具有政治监督作用。

16. 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内心的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由。内容上包括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信仰这教派或那教派的自由，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

17. 但当代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在其运作过程的启动上，是由政府发动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对西方法律的大量移植使得当代中国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更为明显，因为西方法律所承载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正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文化冲突成了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深层原因。

18.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特定主体的某一部分基本权利作限制是必要的。但限制基本权利须有以下条件：

19. 禁止类推解释多数学者认为，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内容。类推解释是指，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形式侧面的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导致刑法的规定适用刁：相似的情况，“相似就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矛盾的统一”[24],两种现象之间只要存在相同之处，人们就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性。这样一来，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科处刑罚的危险。禁止类推解释既可以由民主主义解释，也可以由预测可能性解释。立法机关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进行解释；同时，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体系，故在确定文字含义时，应当在维持刑法整体含义的前提下进行解释。如果可以类推解释，则意味着成文刑法丧失了意义。刑法通过其文字形成规范从而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国民通过刑法用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在了解的过程中，国民当然会想到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因此，在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做出解释，就不会损害其预测可能性；如果将国民根据刑法用语所预想不到的事项解释为刑法用语所包含的事项，就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导致国民实施原本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却受到了刑罚处罚。所以，类推解释的结论，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刑罚处罚。禁止类推解释原本只是从形式侧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对刑法做出任何类推解释，，但是，如果同时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出发，对类推解释应当作两个方面的补充与发展。其一，不仅应禁止类推解释，而且应禁止一切违反民主主义、违反预测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释。因为，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限制解释也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即使不是类推解释，而只是扩大解释，但如果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甚至在应当作限制解释而不作限制解释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解释方法无穷无尽，但可以肯定的是，类推解释从方法上来说，就是应当禁止的，而其他解释方法只有从解释理由与结论上才能判断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二，类推解释的要求经历了由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到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过程。之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是因为刑法中存在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因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缘故，按照其文字含义适用时会造成不公平现象。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正是为了克服形式侧面的缺陷，实现刑法的正义。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如何厘定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则是一个难题。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可能具有的含义”，是指依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该用语还能够指称的意义。[25]，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的结论在公民预测可能性之内；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是不确定的。同一种解释，有人觉得是类推解释，有人则认为是扩大解释。例如，将刑法第259条的“同居”概念，解释为包括长期通奸或导致严重后果的通奸，既可能被人们认定为类推解释，也可能被人们认定为扩大解释。即使一些习以为常的解释，仔细思索后也会发现问题。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然而，“侵入”一词究竟能否包含“不退出”的行为，或者说，上述定义是否类推解释，还是存在疑问的。不难发现，这里存在解释者的前理解、一般人的接受程度等问题。尽管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还存在难题，但不能因此否认二者的界限，也不能因此否定扩大解释本身。

20. 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即住宅安全权，指公民居住、生活的场所不受非法侵入和搜查。

21. 科学研究自由：公民有自由地对科学领域的问题进行探讨的权利，不允许非法干涉；公民有权通过各种形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国家有义务提供必要条件；国家应奖励和鼓励科研人员，保护科研成果。

22.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选举权是选民依法选举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指选民依法被选为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利。没有利益就没有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选举权是具体的权利，能带来一定的利益，具体包括选择权、投票权、表决权、监督权、罢免权。

23. 禁止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事后法原则源于法律的本质。法律一方面具有安定的机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推动或塑造的机能。即法律在保障社会生活的延续，保障人民的权利和正当期盼的同时，能够使所建立的秩序与社会演变相适应，甚至在特定意义上来促进这种演变。法律首先是一种裁判规范，但人民透过裁判规范，可以认识其行为规范的一面。国民相信法律规范的真实性，并将其生活计划置于刑法中，实施法律所允许实施的行为，不实施法律所禁止实施的行为；于是，法律规范起到了指引、促进或者决定人们行为的作用。显然，法律规范不可能在其付诸生效之前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如果法律规范溯及既往，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正当期盼的失落，会导致对法律规范失去信心，进而摧毁法的社会机能。禁止事后法是保障国民自由的要求。因为国民总是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计划和实施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现行有效的法律可以预见，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行事。国民决不可能预见到立法机关在其行为后会制定何种法律，故不可能根据行为后的法律安排现在的行为。如果现在的合法行为，会被将来的法律宣告为非法，进而给予制裁，国民就没有丝毫自由可言。正因为禁止事后法是为了保障国民自由，所以，禁止事后法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如果新法有利于被告人，则可以溯及既往适用新法。更有甚者，在新法处罚较轻或者不处罚的情况下，对原来根据旧法所作的判决也必须改判为较轻的刑罚或者宣告无罪。[23]这是为了使刑罚的处罚范围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扩大国民的自由。禁止溯及既往既是司法原则，也是立法原则。因为刑法适用上的溯及既往与刑事立法上的溯及既往都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即使一般来说，新法优于旧法，但是，在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之前，旧法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的法律，不可认为新法能适应以往时代的需要。根据预测可能性的原理，下列做法违反禁止事后法的原则：(

24. 请求权：公民依照宪法规定，要求国家作一定行为的权利。是基本权利实现的手段性权利，是具有一般效力的具体的现实的权利。包括国家赔偿请求权、国家补偿请求权、裁判请求权，广义上还包括监督权。

25. 第二，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应该得以保证。即“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恰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同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2〕每个公民应该有基本的政治自由，如思想自由或者言论自由等，这是保证一国公民具有创造力、一个社会保持活力并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

26. 法律上的义务是指法律规定的义务人依据法律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满足权利人的要求。基本义务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公民的基本义务决定着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

27. 世上本没有男朋友，有的人多了，我就没有了。

28. 是一种综合的权利体系，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教育方面体现为受教育权，文化方面体现为科学研究自由、文艺创作自由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

29. 第一，集体主义与个人本位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集体主义原则不断受到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击。人们开始修正原有集体主义原则中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内涵，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主义传统及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调使得道德领域中的集体主义还是显得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对个人利益的看重的社会生活事实显得格格格不入。而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样本的近现代西方社会，以对个体权利的重视为特征的个人主义一直是其主流。虽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以“社会本位”为特征的社群主义，他们重视并强调切实存在的社会公共利益，但他们始终认为任何一种对公共利益的强调，都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的危险。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要求相适应的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是因为“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的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17〕

30. 第一，由于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不同价值导向所形成的冲突，这是实质意义上的冲突。一般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道德与法律也会根据自己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的特有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定时期，只有一个以国家名义制定或认可的法律体系，这就是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法律的统一性。而道德体系却并非如此，除了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法律体系相一致的占主流地位的道德体系之外，由于人们的不同经历，还可能存在不同于这一主流道德体系的道德观念。而在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和转型的当代中国，虽然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中国国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一事实，又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所以，在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道德观念转变相对于政策推动的滞后性，除了与现代法律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如传统道德、后现代道德等。这些道德体系与现代法律体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标准必然会对人们的同一行为有着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等不同的评价，从而形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事实上，人们的实践行动都是有意识的，如果人们不能处理好这一特殊时期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这一问题，那么它必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发展进程，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特别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和转型的当代，它主要表现为体现自然农业社会的、道德与法律不分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社会道德与法律的相对分离的要求的冲突。

31. 我国宪法第52条至第56条规定了我估公民的基本义务：

32. 文艺创作自由：公民有权自由地从事文艺创作并发表成果。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存在，国家权力不得非法干涉文艺创作，做出限制时应注意合理界限。

33. 分享欲发作，想把收款码发给所有人。

34. 你看咱俩都分手了，你可以把你兄弟的微信推给我了吧？

35. 如果你的前女友和现女友同时掉水里了，请问我能做你女朋友吗？

36. 对“合理不合法”的行为的法律处理。一般而言，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合理不合法”的行为的大量存在。如果对这些行为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那么这种处理行为又成为“合法不合理”的行为。比如说，《武汉晨报》报道说，有一位“的嫂”在武昌火车站为了替一位怀孕7个多月的孕妇取行李，在禁停区停了不到2分钟，结果受到交警扣分罚款的处罚。尽管“的嫂”苦苦辩解，周围群众也帮忙求情，但交警不为所动。为此在场的群众议论纷纷，大家认为“的嫂”是为了做好事才违章，且违章时间不长，又没造成交通堵塞，交警应该适当通融一下。但法律界人士一般认为交警对“的嫂”的处罚完全正确。〔13〕（

37. 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具体包括批评、建议权、控告、检举权、申诉权等。

38. 通信自由：指公民通过书信、电话、电信及其它通讯手段，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通信，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具体指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属私生活秘密与表现行为的自由。包括公民的通信他人不得扣押、隐匿、毁弃，公民通信、通话的内容他人不得私阅或窃听。

39. 形式的侧面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不定(期)刑，是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被称为“形式的侧面”。形式的侧面源于三权分立与心理强制说两个思想渊源，这两个思想渊源基本上主张议会至上。虽然“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11]也正因为如此，议会主权、议会至上得以推崇。于是，人们信任立法权，只是不信任司法权与行政权；又由于三权分立以及罪刑由司法权管辖，故罪刑法定原则起先所提出的原则均为形式的侧面，旨在限制司法权。即只要法院严格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人们的自由就有了保障。这正是形式法治的观点。形式侧面并未过时，相反仍显重要；而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故现在支撑形式侧面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尊重人权主义：要使国民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必须有事先明文规定的法律，而且不得对法律作类推解释。

40. 特定主体权利。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范围基本上反映了世界权利发展的普遍性要求，体现了公民在宪政体制中获得最根本的权利地位。

41.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形成原因不仅因为理论上形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背离，还在于道德对实质正义的背离和法律对形式正义的背离。第一，道德的个体性特征使得其可能与实质正义的要求并不一致。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通过交往理性和商谈程序〔15〕来获得体现实质正义的道德共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参加这一程序并达成一致意见。即使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一程序并达成了共识，但也并非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够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去行为。因为当道德共识转化为人们个体的行为时，独特而自利的个体常常会因为自己对利益的追求，而有意无意地将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共识附加了自己的含义，从而使得作为个体行为规范的道德与体现实质正义的道德共识产生一定的距离。所以，当表现为应有社会关系体系的伦理或实质正义成为社会个体的道德观念的时候，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体性的特征，从而与实质正义产生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又可能加大了它与形式正义和法律的距离。第二，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个国家的实在法的法律，无论是从产生来看，还是从适用来看，主观意志性还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立法上来看，现代社会中成文法在各个国家法律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甚至是全部。这样，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力，如性格特点、生活环境、阅历、生活经验、受教育状况等无不影响着其价值和观念，从而影响着他所制定出来的法律。从法律的适用上来看，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成文法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法官的主观意志对法律的意义也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中国法官而言，他的有限理性也使其很难通过自己的适用法律的行为来使人们感觉到法律是普遍平等的。比如说，1998年，被号称为打假“三剑客”之一的葛锐，分别在郑州市管城区、邙山区和中原区的药店购买了200多元钱的同一种假药，然后分别向三家法院提起诉讼，结果三家法院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判决。〔16〕

42. 人身自由又称身体自由，指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是以人身保障为核心的权利体系，是公民参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内容包括：

43. 政治权利是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可能性。一方面表现为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即政治权利，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由地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自由即政治自由。范围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44. 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上的保障。是一种复合权利，出现了如消费者权利、环境权、社会保障权等新的权利类型。我国宪法规定了以下内容：

45. 第三，“官本位”与权利本位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一直消融于国家之中，表现为“官本位”的权力本位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权力本位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权力至高无上，其运行在理论上不受任何约束；法律、道德和其它规则一样，只是权力运行的手段，附属于权力，其职能也极为狭窄。而人治就是权力本位的必然逻辑。因为权力必须由一定的主体（特定的人）来实现，特定的人可以是某一个人，也可以是由多个人组成的某一集体或组织（因其拥有了权力一般称为政治机关或机构），无论是一个人行使还是多个人共同行使，只要权力没有约束，那就意味彻底人治。即使是多个人共同掌握权力，他们之间不可能形成牵制和监督，很可能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合作。当然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说“德治”，但这并不能改变人治的现状。而权利本位则是近代以来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它意味着社会成员皆为权利的平等主体；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在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上，公民、法人、团体等权利主体的权利是国家政治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互相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权利主体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中，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而确定这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其他主体的权利给以应有的同样的承认、尊重和保护，以创造一个尽可能使所有主体的权利都得以实现的自由而公平的法律秩序。〔18〕

46. 儿童权利的保护：通过《青少年权益保护法》，对儿童的抚养、受教育、社会安全、人格、收养、残疾儿童成长作特定保护。

47. 休息权：指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权利。是劳动力延续的条件，也是劳动者享受文化生活、自我提高的权利。一周五日工作8小时，享受公休假、法定休假、年休假、探亲假等。

48. 华侨、归侨和侨眷权利保护：对华侨的保护适用国内法和外交保护两种方式，对归侨、侨眷的保护通过《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

49. 法律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主义，是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必须是成文的法律；法官只能根据成文法律定罪量刑。其具体要求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故行政规章不能制定刑法；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必须由本国通用的文字表述；习惯法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判例也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这几点密切联系，虽易于理解，也存在疑问。

50. 禁止绝对不定(期)刑法定刑必须有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如果刑法对某种行为没有规定刑罚，那么，根据“没有法定的刑罚就没有犯罪”(Nullum crimen sine poena legali)的原则，该行为便不是犯罪。[26]同样，如果刑法只是规定对某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没有规定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司法机关因为没有适用刑罚的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不同时代的刑法通常都对犯罪规定了特定的刑种与刑度。所不同的是，在一段时间内，西方一些国家的刑法(如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使法官没有裁量的余地。从表面上看，刑法规定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有利于保障人权。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具体的犯罪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情节、不同的危害程度以及不同的人身危险性，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只能以该种犯罪的平均程度的危害性为根据予以确定，故反而侵害那些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较轻的部分犯罪人的自由。所以，现代各国的刑法都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由于刑法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法官不仅应当以相对确定刑为依据裁量刑罚，而且必须做出具体的裁量，即必须宣告具体的刑罚，而不能宣告不定期刑。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一方面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的均衡，因而符合法治的要求

51. 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未规定法定刑)的行为科处刑罚；(

52.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分为“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

53. 从基本权利的内容看，我国采取列举式的方式设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具体范围包括：

54. 公民财产权：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财产的权利。范围包括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其他合法财产，投资权、经营权、继承权也在其列。

55. 受教育权：公民接受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训练的权利。是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统一，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按照能力受教育，享受教育机会平等。

56. 概述基本权利是权利宪法化的一种结果，构成了权利的宪法地位。权利是指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取得利益的一种行为。根据权利所表现的内容与内部结构体系，权利分为普通权利和基本权利。普通权利是普通法中规定的权利，是权力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享有的具体的权利，反映了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权利，涉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反映了权利主体的宪法地位。

57. 劳动权：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从事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具有双重性，也是一种义务。包括劳动就业权、取得报酬权。

58.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指公民享有人身不受任何非法搜查、拘禁、逮捕、剥夺、限制的权利。

59. 人生得意须尽欢，到点我就要下班。

60. 结社自由：指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而依法律规定的程序组织某种社会团体的自由。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

61. 第二，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当今社会，作为情理的代名词的“人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代而言，从理论上说，法律也应该反映人情、体现人情。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范的时候总要依据自己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经验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条件。法律的产生是这样，法律的发展、变化也不例外。而作为社会互动和交往方式的人情，必然与特定社会的风俗习惯、心理传统、思维方式等密切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在人们社会活动中的表现。相反，如果法律与人情完全背离，那将意味着法律的虚置或者赤裸裸的暴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试图用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终将导致法律的无效。同时，法律一旦产生，就体现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法律条文和规则，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这与人情的相对灵活性特征相较，又使得两者在现实生活上的紧张成为必然。一方面，代表国家来制定法律的立法者有着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价值观念，甚至，他们也不能免俗，有着自己独立的利益追求。因此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完全体现人情的。另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主要是对先前经验的总结，只有有限的超前性，它的固化性特征使它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缺乏应变能力而不能很好地解决纠纷。而人情作为一种观念或习惯，也会体现为人们面对现实生活形成的一种生活智慧和生活常识，它的弹性和灵活性特征使它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着独特的解决方法。而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样本的西方法治则要求我们按照具体的法律规则作出裁判，而不是去关心具体案情及法律事实背后的凄美故事，哪怕这样严格的法条主义所得到的裁判结果可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这与中国人强调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中实现人情或大众道德正好相反。

62. 现实生活中还有“钻法律空子”的、但明显违背道德的行为。这一类行为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所造成的，而当事人正是利用了法律调整的空白与漏洞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而导致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63. 妇女权利的保护：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培养妇女干部。92年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其家庭生活平等权、同工同酬权、受教育权、平等就业权、劳动保护权、生育权作特殊保护。

64. 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范所确定的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体系，所谓基本权利就是指宪法赋予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权利。体现权利的根本性、基础性与决定性，在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表明公民的宪法地位，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关系，形成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利益分配和权利制约的纽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基础。基本权利的主体包括公民、外国人和法人。基本权利直接适用于社会生活是当今宪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具体的基本权利直接约束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效力，抽象的基本权需要通过具体的立法变为现实的具体的基本权利，具有间接的效力。

65. 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

66. “为民除害”类。为民除害在道德上应该是值得赞扬的行为，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但这里主要是指违法行为，即人们未经法律许可而对危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人私自进行处罚。有这样一个案例：30多岁的李某是凉水泉村8组村民，曾多次敲诈勒索、盗窃，害得村里人家家傍晚闭户不出。李因吸毒曾多次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当地办庙会的那一天，李过来找庙会主持者说要“弄点钱吸烟”。因为此次活动属村民集资，其要求遭到拒绝。随后，李手持菜刀找村干部算账，被激怒的村民们围在街道上，用木棒、石块、砖块等“教训”李，一时间，三四百村民男女老少，甚至连行人也开始动手，李当场被打死。〔11〕（

67.

68. 自力救济失当类。这种情况往往是指人们因为根据法律途径，无法快速而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或者根本没法实现自己的权利而采取违反法律的自力救济的方式来实现。比如，广东中山市34岁的林某因不满其父的赌博、打骂自己及亲人以及磨刀欲杀自己与姐姐的行为，便在两人又一次发生口角之后，将其父亲按倒在地，用枕头死死捂住他的脸，致使其父窒息而死。〔10〕（

69. 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进行，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公民表现意愿的强烈形式和手段。此三项自由相互联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一种与政府进行沟通和表达意愿的有效方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防止缺少此种渠道后逼上梁山实施暴力。

70. 1立法之伦理：良法的制定。在立法过程中，应以制定良法为目标。所谓良法乃应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法律，即所谓人道的法律。它要求法律的精神必须体现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充分地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71. 1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理论逻辑：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正义是任何时代人类必不可少的追求，也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理念，它一般是通过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来得以实现。一般认为正义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含义，即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和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然而，在确定情况下，人们将之判断为相同情况还是不同情况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正如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哈特所说：“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

72. 嗓子有点痒，谁给我买点无骨鸡爪，我伸进来挠挠。

73. 偶来粘贴一份给你参考，可借签与学习，我看看还是写的不错的

74. 其他文化活动自由：指观赏、欣赏、享用文化作品和从事各种娱乐活动。

75. 第三，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所形成的社会不平等应该有所限制。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官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均等条件下向所有的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3〕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

76. 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主要类型与具体表现

77. 第一，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的设定必须符合基本的、普遍的人性规则。罗尔斯在其正义原则的形成中对“原初状态”中的“无知之幕”的设定有意识地排除了人的特殊性，滤出的普遍人性〔21〕，使我们对法律的规定与最基本的人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人是自利的，但对同类的他人也是同情的。

78. 2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现实表现。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日益凸现，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合理不合法”行为和“合法不合理”行为的存在。〔7〕就“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而言，其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有以下几类：（

79. “大义灭亲”类。在中国古代，“大义灭亲”是指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现在一般是指为了社会或他人的利益，即所谓的“义”，而将自己的亲人提交给法律制裁或自己对其实行“制裁”。〔8〕但这里的“大义灭亲”是指后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往往是符合道德的，但是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因此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说，江苏泰兴市张桥镇常巷村村民伏继祥因患无法救治的脑瘤而导致其性情大变，经常在村里酗酒闹事，调戏妇女，甚至多次伺机强奸自己的母亲，成了村里的“公害”。其父母伏余良、丁玉南夫妇觉得留着儿子无论对村里还是家庭都后患无穷，便将其推入河中使其溺水而死。〔9〕（

80. 老板，我尸体有点不舒服，想请个殡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