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宇宙中，一颗名为“银河”的璀璨星系静静地诉说着它的古老传说。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那十五颗闪耀的星辰，一同踏上这段神秘而古老的旅程。

1. 我们现在心里烦恼不清净，就像池塘里的水浑浊不清。为什么会浑浊呢?因为有鱼在游动，把清水搅起来了。心中哪来的烦恼?因为有妄想，没有妄想就没有烦恼。

2. 用功就是要把这个真如妙心好好地守着，死活也守着那念清净，慢慢就会起作用，就会发光，就会有神通。

3. 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就老了，一下子就死了，人命在呼吸之间，要有受用，必须靠自己。

4. 一个愿力，一个念力，信心坚固，愿力充足，就不会走错路了。

5. 用功靠自己，了生死也靠自己，别人帮不了忙，要自己愿意，要自己警策自己。

6. 照顾自己的本来面目，清清楚楚的灵知灵觉，这就是无上密法，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密了。

7. 妄想多多的人，一天到晚东想西想，没有妄想的人，连做梦都不做。

8. 出家人的境界很高很妙，如果你真的用功开了悟，所谓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十方法界，山河大地都是如来。

9. 一个人没有业障，身心愉快，走到那里都平安无事，业障来了，你走到那里它就跟到那里，障碍重重。

10. 年青人要对自己负责任，要立志愿，有志者事竟成，没有志向就没有办法，作什么事都做不成的。

11. 禅定禅定，要静要清净，看住了什么昏沉也没有，什么妄想也没有，一心定在那里，动也不动，天倒下来了也不怕，猫捉老鼠就是这个精神，聚起精神看着老鼠。

12. 境界因平时用功而显，做好事得好境界，做坏事得坏境界。

13. 正念是清清净净的，一丝不挂，不犯心魔，比如一池清水。

14. 如是因如是果，要想成佛，就要修戒定慧，不杀盗淫妄酒，不乱来。

15. 文偃先在灵树寺说法约8年，后在云门寺说法约22年，合计在粤弘法约30年。他的佛学思想有独到之处，他接引学人的禅法更是别树一帜，从而形成独立宗派，世人称之为云门宗，因其弘法基地在云门寺而得名。

16. 文偃的佛学思想，强调自悟自修，反对盲目搜求公案语录。他把记诵别人语录的人称为“掠虚汉”，斥之为“食人脓唾”，认为此举无益于达到解脱。他说：“若问佛法二字，东西南北，七纵八横，朝到西天，暮归唐土。虽然如此，向后不得错举。”[9]“弹指謦咳，扬眉瞬目，拈槌竖拂，或即圆相，尽是撩搭索。佛法两字未曾道着，道着即撒屎撒尿。”[10]在文偃看来，佛法横贯东西，显现于各处，很难用语言表达，即使借助于眼神、动作和符号来表示佛法，启示觉悟之道，也相差甚远。文偃认为，佛法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他说：“微尘诸佛在你舌尖上，三藏圣教在你脚跟底。”“除却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什么事？无端起得如许多般妄想作什么？”[11]这些机缘回答，都是文偃向学人阐释一切现成，即事而真的宗旨，启示学人：解脱之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应当在觉悟自性上用力。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反对盲目行脚游方。“游洲猎县，横担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这边经冬，那边过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斋供，易得衣钵。苦屈苦屈！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如此行脚，有什么利益？！”[12]解脱之道就在每个人的周围，何必东奔西跑呢。“总在这里”，是文偃说法经常用到的话，也是他表达佛法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一思想的特殊禅语。如，有一次，弟子问他佛法，他说：“微尘刹土，三世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尽在柱杖头上说法，神通变现，声应十方，一任纵横”，并起身以杖划地说：“总在这里”。又如：“乾坤大地，微尘诸佛，总在里许”；等等。[13]

17. 虽然禅宗五门的禅法理论大同小异，但对禅法的表述以及接引弟子的方法却是各呈异彩。文偃的禅法也是独树一帜。南宋智昭《人天眼目》对禅门五宗作了介绍，卷二讲述云门宗，以“三句”、“一字关”来概括文偃开创的云门宗的禅法特点。所谓云门“三句”：一句“涵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浪”。“函盖乾坤”，是讲天地万物皆为真如佛性的显现，相互圆融，彼此无碍；“截断中流”，是启示学人中断借助文字语言而进行的思辩进程，应于内心领悟真如实相；“随波逐浪”，是说对于参学者应根据他们的根机和对佛法的理解情况而进行引导和教导。所谓“一字关”，是说文偃常常在回答参禅者提问时往往只用一个字回答，参禅者领悟此字的含义，如同过关一样。[14]例如，问“如何是云门剑？”，答：“普”；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师”。问：“如何是心？”答：“心”。如此回答，充满了玄机，让闻者初听之下，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回首细想，却又觉回味无穷。其用意在于引导问禅者自身用心去体会。这种接人的手法，在其他禅宗各派那里是极难见到的，云门宗也因此被认为宗风险峻而简洁高古。

18. 从唐末至五代十国，禅宗进入五宗迭兴，相继盛行时期。五宗以形成时间先后排列，依次为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临济宗发源于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由义玄创始，主要流传于北方。沩仰宗是先后由灵v、慧寂师徒二人创立的，发源地在潭州（治所在今长沙）的沩山和袁州的仰山（在今江西宜春），在唐后期曾在湖南、江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传播。曹洞宗奉洞山（在今江西省宜丰县东北）良价为祖师，其弟子本寂在抚州荷玉山（后改曹山，在今江西宜黄县北）光扬宗门，使此派禅法盛行于世。云门宗以韶州云门山为根据地，盛行于岭南，并流传到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法眼宗创始人为文益，先在抚州（治所在今江西抚州市西）曹山崇寿院传法，后被南唐中主李景迎到金陵传法。

19. 五宗之中，唯有云门宗形成于岭南。岭南是禅宗南宗的发源地。禅宗南宗后来迅速向北传播，取得禅宗的正统地位，并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之一。由禅宗繁衍出来的五宗之中，独有文偃创立的云门宗是在岭南形成的，这对于岭南佛教发展史来说，其意义自然十分重要。文偃得法弟子，据《禅灯世谱》统计共87人，《景德传灯录》所载为61人，《五灯会元》所载为76人。而据《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及《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并序》，则得法弟子有百余人。这些弟子，分布于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湖北、四川、安徽、陕西、山西等地。一时，云门宗成为与北方临济宗相抗衡的大宗。可以说，文偃使岭南在中国佛教史上保持了重要的一席。

20. 文偃反对盲目行脚游方，强调佛法就在身边，这种思想，包含了安于目前、保身安命的处世哲学，这正好迎合了南汉刘氏保境息民的统治思想。云门宗的独特禅法，也引得了南汉王刘氏钦崇。高祖、中宗十分信敬文偃，给予最高的礼遇。乾亨二年（

21. ，高祖命韶州刺史何希范按禅林规范，请文偃住持灵树寺，当即“授予章服”；次年，又请他至韶州“为军民开堂”。文偃还先后两次被高祖刘岩、中宗刘晟请入宫中说法。大有十一年（

22. ，文偃首次入宫，高祖亲自向文偃问禅，曰：“作么去是本来心？”文偃回答：“举起分明。”“帝知师洞韫玄机，益加钦敬。”[15]显然，这种险峻、简洁、高古、给人予充分思考空间的宗风，引起了高祖的极大兴趣，使他对文偃更加敬重。“其日欲授师左右街大僧录，逊让再三而免。翌日，赐师号曰匡真大师。”[16]乾和元年（

23. ，刚即位的中宗又诏文偃入内殿，供养月余，赐六铢衣及香药、绢、钱等，“预赐塔院额曰为瑞云之院、宝光之塔”。[17]文偃甚至在身后也得到了南汉君主的荣宠。大宝六年963），后主刘迎请文偃法身入京，在秘殿供养一月有余，并允许群僚士庶、四海蕃商前来瞻礼，当时盛况空前。后主还赐云门寺名“大觉禅寺”，“赠文偃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封号。文偃法身“七宝装龛，六铢裁服，颁赐所厚，今古难伦。”圣泽之优隆，甚至胜于在世之时。

24. 文偃被两代南汉王诏入内宫说法，不仅扩大了云门宗的影响，更赢得了南汉王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佛教几乎成了南汉的国教，从而促进了佛教在岭南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南汉时期，广东各地新建的佛寺有45所，尤其是南汉都城兴王府（今广州），新建佛寺为全省各地之冠，仅后主刘就建有28所。 “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伪刘所建，上应二十八宿，尚大半无恙。”皇族内部对佛教也十分崇信，甚至有皇族女子出家为尼。《大明一统志》称：“净慧寺在府城西，南汉宗女于此为尼，建千佛塔。”《舆地纪胜》称：“净慧寺，刘氏长寿寺也。”可见，南汉时，净慧寺（今六榕寺）改为长寿寺，作为刘氏皇族女子静修之处。朝廷还大力支持寺院广置寺产，史载，有一位公主赐给韶州中兴寺庄田一次就达3000多亩。在刘氏的大力倡导下，广东各地建佛塔，舍庄田，蔚然成风。粤北曲江为禅宗发祥地，“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归于浮屠氏。”僧竟钦在韶州双峰山创兴福寺，“数十里广置田庄”。[22]潮阳灵山寺自唐后期起不断获得洪氏的施予，仅白龙、大有年间，洪宗启之妻林氏就舍田900亩。[23]至南汉时，灵山拥有庄园7所，良田4590亩。[24]从今天留存下来的广东省内的佛门文物来看，有许多是南汉的遗物。如存于今韶州南华寺的南汉铁钟，铸造于南汉大宝七年（

25. ，高170厘米，口径95厘米，重863公斤。龙钮，钟身浑圆厚重，纹饰简单朴实，具有唐代遗风。[25]又如光孝寺东西铁塔，分别铸于南汉大宝六年（

26. 。“这两座铁塔为我国保存的有具体铸造年代的最早的铁塔”。[26]从两塔的型制、装饰，可见为此耗费的大量资财。

27. 由上可见，在刘氏王朝的扶植下，南汉时期广东佛教继续得到发展。可以说，在岭南佛教发展史上，南汉佛教之盛并不亚于盛唐。

28. ，文偃倦于延接，为清心修炼佛法，上奏南汉王，要求离开灵树寺，另建寺院。在高祖刘岩的支持下，文偃在今乳源县云门山创建云门寺，历时五年，寺院建成，高祖赐额“光泰禅院”。据《大汉韶州云门山光泰禅院匡真大师实性碑并序》记载，禅院“四周云合，殿宇之檐楹翼翥，房廊之高下鳞差。邃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户牖；乔松修竹，冒香风而韵杂宫商。近三十来秋，不减半千之众，岁纳地方之供，日丰得积之厨。有殊舍卫之城，何异灵山之院。”[27]可见寺院规模宏大，丛林幽静，可谓是南汉的第一大禅院。

29. 文偃名冠岭南，闻风前来云门寺学禅者不可胜计。据《云门山志》记载：“闻风向道者云来四表，拥锡依止者恒逾半千”。《匡真大师行录》说：“师自衡踞祖域凡二纪有半，风流四表，大弘法化，禅徒凑集，登门入室者，莫可胜计。”[28]文偃在粤说法30年，常年听法者不下千人。文偃得法弟子，虽然各种佛教资料记载有异，但很可能有一百余人。据史料记载，获得南汉政权赏赐的云门宗弟子就有一百余人。“其诸上足门人常厚等四十余人，各是章衣师号，散在诸方，或性达禅机，或名高长老；在京小师悟明大师都监内诸寺；赐紫常一等六十余人，或典谋法教，或领袖沙门。”[29]由此可见，云门道场之盛，堪为岭南之首，即使在当时国内也属罕见。南汉时，云门寺堪称岭南佛教的中心。

30. 云门寺自创建以后，历宋、元、明、清，各朝均有修葺。但至民国时期，再度衰落。1943年冬，一代圣僧虚云来到云门寺，以104岁高龄，重荷中兴偃祖道场之重任。经九年的艰苦经营，终于恢复了古刹宏观。总计建成殿、堂、阁、楼、库、寮等180余间，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连放生池及碓房、海会塔，共占地面积约20余亩。从此，十方僧众云集，宗风大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佛教界遭到巨大冲击，云门寺也不能幸免于难。直至1983年4月才正式恢复宗教活动，对外开放。在北京佛学院任教的佛源法师，担起了复兴云门寺的重任，历时八年，在各界信众的大力支持下，修复了云门宗祖庭。今天，云门寺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

31. 综上所述，文偃禅师是岭南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高僧。他创立的云门宗，提高了岭南佛教的地位，丰富了中国佛教思想；他创建的云门寺今天仍是海内外佛教弟子朝拜的圣地。文偃禅师堪称岭南佛教史上仅次于惠能的一代佛教宗师。因此，笔者建议，在正在筹建的南粤先贤馆中，应该有文偃禅师的位置 。

32. 杜继文在《中国禅宗通史》358页提出：文偃当时的反对僧人行脚，是“因为流动，不但影响治安，对于自给的农业经济，也是一种破坏。总在这里，令人安居乐土，也是一种修养，可以使人省却许多心思……”其实，禅宗的放下一切，杜绝情识心思，并不见得就是要僧人安于现状，不作禅修，而恰恰是要求学人通过一段艰难的心性修持，去掉一切执着，放下一切分别心理，从而彻见自家本来面目。解脱的禅宗并非完全是为统治者的治国平天下服务的，它主要体现在禅者自身的心性的解脱上面。诚然，能够以自身心性的解脱为鹄的的禅者，也不会与统治者发生任何冲突，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去考虑帝王家的事情，也就不会给统治者带来任何的副面的影响，更不会去抢夺统治者的江山社稷了。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以禅者结集过的造反，倒是以净土信仰为旗号的“白莲教”还真造过反。但因为禅宗比较强调自身的心性解脱，比较注重禅者自身修持的主动性，因而就显得不如净土信仰那样听话，以故屡遭统治者的钳制。加之禅门中的僧人素质每况愈下，那种隋唐时期的“大乘气象”也就逐渐地成为了历史的过去了，到了后世，人主每每干预禅宗，加之异族统治者不断地对禅宗加以摧残，因而使得这一富有优良传统的大乘教法日益凋零。如果因为禅宗的每况愈下而责怪禅法不对中土众生的根机，乃至怀疑禅法的殊胜性，动辄言今天的众生不如前代，因而禅宗不宜在当今弘扬了，那将是极其错误的。为此，笔者不管教内外如何地对禅法怀疑，甚至反对，也将矢志不渝地朝这条道走下去，以期使禅法能够在今天重显异彩，为此而尽一分微薄的力量。

33.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当然毒害了人民的思想，消耗了社会的财富，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正如列宁在《论工人政策对宗教的态度》中所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但是也必须看到，佛教的流传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它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例可以证明：

34.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35.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

36. 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37. 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石窟艺术为代表，均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艺术的某些特点。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大大发达起来，出现了象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释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下，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38.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教、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清规戒律”、“想入非非”、“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火烧眉头”、“菩萨心肠”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39. 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的影响。佛教主张离尘出世，因而寺庙建筑大多在幽深的山林里，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护佛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无数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概括起来有：A佛教四大名山即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B佛教四在禅林，指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寺。C三大石窟艺术，指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D十大坐佛，这里指单独营造的石刻大佛，位于石窟中的不计在内，这类大佛多依山而凿。E四大卧佛，多为岩石开凿，也有木胎泥塑。F两大木佛，一般取站立姿势。G两大铜像，一是西藏喀则市扎什布寺未来佛，二是河北正定县隆兴寺铜菩萨，为千眼千手观音菩萨。H一部金版《大藏经》。I一处石经山，这又是一处国宝，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以石刻佛经闻名于世，故名“石经山”J一枚佛指灵骨，1987年6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是地宫内发现，这是世界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均集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都打上了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烙印。（

40. 综上所述，证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已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