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星空下，一颗颗闪烁的星星仿佛是宇宙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解码。今天，让我们揭开“星辰大海”的神秘面纱，探寻那些隐藏在璀璨星河背后的无尽奥秘。

1. 我没有认为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是欲望诗学的最恰当的分析文本，而是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它为“欲望“这个新的诗学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分析可能性证词。

2. 从诗学角度看，不管话语是否具有对话的直观形态，只要话语自身不自足、有疑问，它不断地分解自身，不断地自我解释，这样一种话语就有了对话的含义，我们还需要把话题稍加展开，并且还得从对话的材料——语言入手。

3. 看看那些都市人，一双双苍白无力的手，轻盈地在钞票上滑动，显示出了一种可怕的阴性力量。但都市需要的不是力气，也不是诚实，它需要的是才智。正是这种神奇的才智，使他们苍白柔软的手显得威力无比。它一挥，运钞车改变了方向，所有好东西就源源不断地走进了他们的家门。他们不杀戮，却能优雅地吃肉；他们不抢劫、不偷盗，却能让邻居莫名其妙地破产；他们不打人骂人，却能让人伤痕累累；他们将粪便、污秽和垃圾运到农村，自己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静模样；他们不种稻子，却吃上等大米；家养的土鸡一到他们手上就身价倍增。这很像奶奶讲的传说故事，充满了神气和刺激。

4. 我们似乎有遁入相对主义之虞。但是，相对主义同样不能了结对话。事情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提醒了我们：事物越是具有相对性，独白在这里越是要引起警惕。正因为语词所指的差异性使得对话有不可终结的特性，才使得独白的语词对人的控制成为不可能。

5. 东方古代城市结构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结构（以北京、西安、沈阳为代表）。它们成棋盘格式（或井田式）分布，街道笔直，便于皇室马车经过，也便于大内侦探工作。城市中央就是皇宫和中心广场。这种广场与自由贸易毫不相干。它不是供自由交易的集市或者庙会，而是阅兵的地方。

6. 面对着人的本质、生命价值、社会的理想等问题，文学，哲学，许多的人都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话；并且，这种对话只能是“复调”，而不能是“独白”，只能是互为主体体的，而不能是独断的结语。

7. 《复活》描写敢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人性的复活、道德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似乎给人类昭示了一条“拯救”的路途。这种描写和昭示，只是作者自足价值体系的显示。由价值不自足引起的自我意识中的疑问，引起的对话和争辩，只能是一种“复调”，而不能是“独白”。

8. 文学从来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的“晴雨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哲学和思想问题的原材料。

9. 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也同样与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都市化过程中首先获利的是农民。因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将农业资源（土地、农副产品）变成货币资本。实际上不是这样。真正获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资源的权贵之外，主要是一批从事农业资源批发的中介人。他们的职能，就是将农业文明的资源，转换成现代都市商品市场的交换品。

10. 一个世纪即将过去，我们的文学出现了什么样的“撄心之作”、“新生之作”？我们听到了“沉痛至大之声”吗？我们只能对鲁迅先生说：没有！我们鹦鹉学舌一样地跟着西方人跑，一直跑到了后现代的泥淖之中。

11. 从“庙会经济”到“农贸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其中甚至充满了艰难险阻，乃至血腥味。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依然是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

12. 弗洛伊德的矛盾在于，他既想通过自由联想来满足肉体欲望的隐秘快感，又想借助于“超我”的力量超越“本我”而达到升华的目的。他曾用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表达了欲望故事的基本结构。这个例子讲的是一个孩子的游戏：“噢！”（玩具不见了！）--“达！”（玩具回来了）这个“噢--达”的故事，就是欲望客体（母亲）离开孩子这一创伤性记忆的潜代。这是一个典型的童话叙事结构，并不能适应成人的情况。因为儿童的欲望是可以用随便什么感官都能代替的。成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13. 人类筑居于“我——他”世界是必然的。在此世界中，人与人的交际就要要求将被赞美的事物，通过言谈来转述、通知他人。

14. 十九世纪的文学是适宜于朗读的文学，因为它有着一种总体上的“忧伤”的基调，也就是浪漫的、抒情的、可以朗读的基调。诗歌不用说了，即使是小说，屠格涅夫的、托尔斯泰的，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早期的某些小说，都能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把贵族小姐感动得眼泪汪汪。

15. 当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太大，以至于仅靠一个作家的人格力量，或仅靠短短的时间而不能将那断裂弥合，自然就不可能有经典产生。

16. 文学终于离开了乡村的土地，离开了军事城堡，来到了农贸市场，来到了都市的街道上。它与光怪陆离的都市符号混到了一堆，并且丝毫也不逊色。它有时甚至瞧不起戏剧、绘画和音乐，还经常跟电影和电视争风吃醋，眉来眼去，争夺媒体的注意力，争夺符号体系的中心位置，抢夺市民的剩余时间。

17.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以“对话理论”为基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进行了大量而又周密的研究，其中列专章分析了陀氏小说的对话语言风格。这些语言风格的分析，都是从“元语言学”的对话类型角度入手的，尚未涉及“元语言学”与语言学的关系问题。

18. 现代文学研究者最大的尴尬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拿叙事作品来说吧，你面对着一大堆一大堆的作品，你的专业知识根本用不上，你无法从审美的角度，尤其是从叙事诗学的角度来谈论它们，你被迫不得不使用许多专业之外的术语：文化、道德、启蒙、批判、民主、科学、权力、反抗……弄得这个学科身份十分可疑，文学研究的四个层面：文本形式、文类史、文学史、文化史，是四个同心圆。

19. 贾平凹在小说的扉页声明和后记中做了手脚。他在声明中说：“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在后记中，他反复向读者讲述小说写作的心灵背景，即个人的遭遇、生命的虚无、命运的悲苦。他试图以此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盯住这部小说的“形式”及其隐含的“内容”上去。对内容的迷恋，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死穴。其结果是导致对形式自身秘密的盲视，以及批判性的丧失。它的表现形式是出现一种普遍的审美阅读幻觉。这正是《废都》在市场上畅通无阻的根源。

20. “死屋”是受难的代名词。监禁的“死屋”可以在时间中消失；而面对社会的“死屋”，按托氏的观点，实际上只有这种选择（也是三种不可解脱的矛盾）。第一，像娜塔落那样，流泪承受苦难、宽恕别人并奉献爱心；但是，这种信仰，这三种爱的呼告的理性根据在哪里？尤其是对那些纯洁无辜的少年来说。第二，像彼得罗夫那样去“撞墙”，那么，结局是：为自由而堕落，因堕落而永远失去自由。第三，像小人物那样，进入内心世界去生活，那么，人只能像“抹布”、像“虫豸”。陀氏不可能有第四种选择了。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希望在经验中失去了根基。他此时像一个失去家园的人四处流浪，并唱着一曲令人焦虑的流浪者夜歌。但到了《地下室手记》中，歌已经不成“调”了，早期的各种矛盾借“地下室人”的声音，用刺耳的尖叫呼喊出来了。

21. 监禁和流放的岁月，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了解具体生活境遇中冲突的力量。正是这种冲突，才使陀氏早期那种乌托邦理想幻灭，而处于一种虚妄状态的焦虑中。

22. “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精神现实的第一次集体示威，也是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借助于媒体，第一次得到广泛传播的事件。

23. 复调小说利用奇特化情节，就是要将叙事的均匀节奏打乱，将叙事的速度“耽搁”下来，“定格”在两点上（边沿、广场）。这种耽搁表明，如果目的不明或虚假，急于前行有何意义？“广场”是大众生活的地带。在那里有众多“失去了而不寻找、忘却了而不追忆”的人。他们在“广场”上演出种种闹剧（其实，这是“逛欢节”文化的一种变体）。而复调小说所描写的“广场”上的事件，往往造成一种“狂欢化”的效果。在这里，“奇特化情节”打破了人们惯于认同的日常生活结构，诸多笑的因素也消解了日常生活中权力的威严。

24. 都市经验一直是作为农村经验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对立是近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矛盾。艺术家告诉我们，这一矛盾转变成“迁移/伤害”的主题，不是人为的虚构结果，而是生活所逼。

25. 内心希望的表层那多彩多姿的苦难生活，是通过一群各不相同的囚犯形象而展现的。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陀氏的倾向性通过对人物的刻画表现得十分明显。我们很难想象，杰符什金、戈略德金、奥尔狄诺夫这一类人会被镣铐送往监狱；他们尽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心灵的痛苦冲突，但他们渺小得像“抹布”，软弱得像“虫豸”，他们没有任何勇气去触犯法律。

26. 在这里，必须警惕一种对“符号民主”盲目乐观，而忽略商品交换二重性的另一面（价值危机）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对丰富多彩的符号的把玩中自得其乐，就像泡吧一样，陶醉在符号消费的快感中。

27. 必须正确地认识到，“白银时代”文学的独特形式，并不是一种盲目借鉴过来的东西，也不是作家故弄玄虚的结果。它与十九世纪的文学和世纪之交的革命运动有相通之处，即带有浪漫色彩。区别在于，十九世纪文学的浪漫在本质上是带有伦理色彩的“感伤主义”；革命运动的浪漫，是一种行动的狂躁症和毁灭的激情；而“白银时代”文学的浪漫，是一种精神结构深层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28. 无论欲望诗学遇到多大的难题，二元论思维方式都帮不了我们。我想到，中国道家理论中蕴藏着一种伟大的“肉体辩证法”。它将生与死的难题溶进了整个肉体运行过程（气的运行），它既要满足感官的欲望，又要达到升华（成仙）的目的。

29. 中国的传统城市，就是这样一些城堡。尽管它也有商品交换设施，但那是附属的，属于后勤部门和军需官的领地。

30. 对于经验直接感受、捕捉和表达，也渐渐被“模仿”、“复制”所代替。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在一起，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31. 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疑问：鲁迅等先驱们的牺牲是否值得？早知道如此，他当初还不如像曹雪芹那样，一头钻进艺术的象牙塔里，去潜心于自己的创作呢。

32. 如果对光的发现和称颂仅仅是个体的，那么，人与人之间会沉默无语、相安无事。问题是这一发现必须要通知他人转述。当一些人开始向另一些转述“光”时，必然引起许多隔膜和误解。

33. 农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之间的敌意、冲突和暧昧的纠葛，作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正是建立在城市功能变化的前提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传统农民的身份变化基础上的。

34. 农民之所以一离开土地就丧失了自由，原因在于，他只有一具尚未被拆解的“完整身体”（也就是没有专业化），还有实物（农产品），而缺少作为一般交换等价物的货币。

35. 自由城市是因商业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真正的自由城市是经济的而非军事的；是商业的而非农业的；是市民（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富翁）而非贵族（财主）或农民的；是商肆、街道、石头和水泥，而非草地和泥土。

3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理想与古俄罗斯的审美理想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他把道德、理想和美置于并列的地位，其道德典范是基督精神，最高理想是使“爱的天国”成为现实。

37. 这里要说的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有经典而拆解、拒绝之，与中国的求经典而不得，决不是一回事；并且，当代西方文学，与鲁迅先生当年“别求新声于异邦”时的情形也已是南辕北辙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不能去轻信那些喜欢新潮的“跟潮虫”们的话。

38. 从一般语言学的角度看，，例一是一种问答式的对话，它具备了对话的直观形态。而从诗学的角度看，情况恰恰相反；例一不是对话，例二却是对话。因为对话只能产生于自我意识的充分呈现中，产生于意识本身的价值不自足并引出了疑问词的过程之中。

39. 摇滚（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反叛”只有成为一种“声音符号”才能被商业接受。也就是说，“反叛”必须放弃动词的属性，仅仅成为形容词：反叛的，才能可能与商业结缘。摇滚青年之所以能表里如一（日常行为和音乐形式）地反叛，不被抽象的意识左右，不被形容词化，就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内容中加入了肉体和欲望的因素（包括毒品、性、暴力等自杀性的因素）。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勾起了消费欲望的元素，商业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40. 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了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秘密，也就是商品形式所隐含的内容（对于文学来说，就是隐藏在作品形式背后的内容），或者说，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经济学陶醉在对商品形式的内容阐释中，研究商品生产消耗了多少劳动量，并进而判断商品的价值。其批判性，就消失在这一研究过程之中。

41. 人类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大致有以下三类：第一，犹太先知和启示录的乌托邦；第二，基督教乌托邦；第三，16至18世纪以来的现代乌托邦。前两者为伦理——宗教性乌托邦，后者为伦理——社会性乌托邦。第一种和第三种乌托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构想了一个世俗王国，并试图借助个体之外的力量（神性的英雄和社会集团）来实施。它们都忽略了作为乌托邦王国的社会性和乌托邦理想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而基督教乌托邦认为，这种王国不应由外在力量的干预来建立，而应通过人类个体逐步地“内心圣洁化”来实现（即人神意志的合一）。这既是一种审美的精神状态，又是一种社会化理想。

42. 传统的农民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产生了两种基本的农民类型，一种是城外的农民，他们一直在失去朋友（家禽、家畜和土豆）的忧伤与数钱的欢乐之间徘徊。另一种是进城的农民（中介人：农副产品的倒卖者），他们有着农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灵。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数钱，像点钞机一样。他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业产品。只有在工业品的成本、利润面前，他们才感到害羞、烦躁、焦虑。

43.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利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引发人们的关切，导致对话的欲望展开对话的过程。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作为一种实践对话的艺术，它正是一种“复调”；作为实践对话的手法，它与俄国形式主义有共同之处，并且与独白小说有原则性分歧。

44. 科技使四肢的演化由量变进入了质变阶段，双手通过对翅膀的想象而变成了飞机，眼睛（千里眼）变成了望远镜，腿（飞毛腿）变成了汽车；耳朵（顺风耳）变成了电话，冒险变成了“足彩”和赌马，阴谋变成了股市和期货……在都市文化中，肢体专业化、肢体的技术延伸，还有它带来的后果，是现代主义的主题。

45. 什么是对话呢？从一般语言的角度看，只要具备了建言与纳言这两者彼此交谈的外在形式就是对话，而自言自语则不是对话。而从诗学的角度看，是否是对话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建言的直观形式，有的独白也可以是一种对话。

46. 我注意到，王蒙在争论的过程中一直十分被动，最后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动用了法律手段。这大概是执政党历史上，第一次在文艺争鸣中动用现代制度作武器的例子。但王蒙的败诉是必然的，因为对方是一个“无物之阵”，批判文章全是用化名发表，这有点像今天的网络论坛里一样。

47. 同样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小人物的同情、对穷人美好心灵的赞美，其背后审美理想最终的指向则不一定相同。“自然派”的创作是以理性的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他们对“理想王国”、“永恒正义”、“人性美好”的希望是建立在社会批判和改造基础上的。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人性的恶、穷人自我意识的民化导致的自卑、怯懦都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变社会，才能拯救穷人。他们的创作往往欲担当起启蒙的任务。

48.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以语言的“文学性”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为“文学性”确立了若干重要的原则，如差异性原则、陌生化（或译奇特化）原则、形式化原则等等。这些原则都是以语言作为一种特殊而自足的系统为前提的。它们强调的是语言能指本身的可感性。

49. 对“白银时代”文化的关注，无疑不是出版家的心血来潮或者歪打正着，其中肯定有某种必然性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没有激情的年代，这个被欺骗、软弱、埋怨和嘀咕所笼罩的年代里，中国作家和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派那隔靴搔痒式的模仿，造就了一大批术语玩弄家、技术权威、无病呻吟者、语言游戏者，最后弄得自己都腻了。

50. 人们都在这种复调中不断地言谈、争辩、对话，以不断地逼近人生的更本真的状况。其实，这种状况有如最初与人相遇的“光”，人类曾经与之相遇，曾经拥有，如今言说着却失去了。人只能在对话中不断地逼近。生命的意义的显现，也正在这不可终结的过程本身。

51. 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说，“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全盘地继承了上述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传统，事实上这个传统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没有变化的是，知识分子依然在沙俄帝国权力和老百姓自发力量的双重挤压之下生存。这里的“老百姓”由原来信仰上帝甘作奴隶的农民，变成了只认金钱和“日常生活”的市民了。

52. 文学对自由和人的完整性的追求，一开始就与街道经验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任何一位试图进入都市的作家一开始就要面临的问题。

53. 交易形态的转变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其精神内核、经验方式，则比这种形式更为复杂。

54.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有很多作者和批评者，还处于一种“非知状态”，误以为自己是在进行一种所谓的“审美创造”，误以为自己依然是写作的主体。他们以为白纸上流畅的笔尖和键盘上轻巧的手指，正在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狂奔。实际上他们正在“商品无意识”的泥淖里跳舞。

55. 土地与街道的关系；迁移者改变身份的意图；将自己变成自然一部分的劳动方式与把自己出卖给都市并从自然中摆脱出来之间的转变；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各种遭遇，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面对的新的经验。

56. 当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典型的、代表转型期农民的文学意象时，我们会发现，城外的纯农民与进城的假农民都不典型。最典型地代表都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的意象，就是介于上面两种农民之间的一个特例：“修鞋匠”。这是已故的西安诗人胡宽的发现。修鞋匠的遭遇，就是中国农民在都市化进城中的典型遭遇。

57.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视野曾是那样的狭窄，如今一下子开阔起来了；从前只知道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外加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今天人们谈论起了曼德尔施塔姆、吉皮乌斯、阿赫玛托娃、安德列?别雷、米?布尔加科夫(小说家)、谢?布尔加科夫(哲学家)，乃至别尔嘉耶夫和洛扎诺夫这些“白银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58. 传统小说往往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叙述。作者在人物外部冷静地观察、描写、评判，其叙事结构借助于线性一的物理时间，给生活和事件完整的秩序。这种线性时间有一种理想化的结构和理想化的均匀节奏（对这种理想的状态人们却习以为常）。这种线性结构，通过将作为一连串的事件（即故事）转变成小说的情节面变成一种书写下来的语言结构，进入了大众日常意识，并且得到了认同。

59. 在诸多对话语的类型中，最令人震惊的正是上文提到的那种挪到了“广场”狂欢场面中的“边沿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类对话类型，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中绝妙的精品。

60. 中国传统都市（市镇）文化的代表是庙会，进而是由庙会演化而来的农贸市场。但庙会和农贸市场都不是上海的特点。上海的城隍庙不过是一个摆设，一个噱头。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表是徐家汇和外滩一带。徐家汇是指挥中心，外滩是前沿阵地。徐家汇是文化批发中心，外滩是文化展览馆。这两个地方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农业文明的色彩，而是西方文明的翻版。

61. 流浪者在都市还发现了一个更令人惊奇的现象：街道上尽管那么多人，但谁也不认识谁，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即使你每天在某个超市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但一拐角，他就不知所终，消失了。

62. 当“复调”作为一种小说结构原则时，它与被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视为艺术手法的“奇特化情节”不但不矛盾，甚至在进行对话的复调小说中，也经常运用“奇特化情节”作为引起“对话”展开的背景或中介。

63.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迷路”就意味着丧失时间和金钱；对于诗歌而言，迷路恰恰是它的起点。既要写诗，又对迷路感到惊恐不安甚至怨恨，这就是当代中国诗歌中的“浪荡子”。

64. 在既成事实的“现代性”的背景下，纯粹的农村和纯粹的都市，都不是艺术的土壤。只有在那些交界处、边缘地带、险情丛生地段、拐角初、视线的死角，才是孳生经验的地方。它是两种经验的汇集的暧昧地带，是斗殴的地带。巴赫金称这种转折的地带为“危机地带”，本雅明称之为“意象丛生的地带”。郊区正是属于这样一种典型的经验孳生的地带。

65. 我们把语言的出现视为人的历史的开端。此前，人的意识是一片混沌和幽暗，人的语言是模糊无义的自然的音响。用索绪尔的话来说，此时的能指和所指处于分离状态，即“模糊的观念的无限平面”与“声音的不确定的平面”分属两个领域。只有当上述两种状态，在“任意性”和“差异性”原则引导下交织在一起，意识才得以产生，这即意味着言语的出现。

66. 农民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就是个体自身的历史，一种短暂的循环时间：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他们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的地盘，后院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的历史就是稻子的历史，从生到死，从播种到收割。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它产生了一种农业文明特有的语言：抒情。面对这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对象，他们沉思默想、一唱三叹、同义反复。

67. 文学艺术领域的突出问题，当然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话语符号的道德”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当代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符号本身的复杂性，是多种文化背景（现代化、全球化、商品化）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对符号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我将分析一位以“农民经验”亲历者姿态出现的作者的作品。

68. 大统一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细节化，使得“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变成一股膻味飘散在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这正是传统的、专找大家伙的批评方法束手无策的时候。

69. 巴赫金在使他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的过程中，首先给予了语言学以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把其复调小说理论建立在“元语言学”的基础之士（实际上是一种诗学语言学）。这种“元语言学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成果。无论语言学还是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非常复杂的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

70. 诗性语言是人类对存在的真相、对原初之美的赞美，是对失去了的和被忘却的在的追寻，它并不承担转述和通知的任务，故也不具备对话功能。

71. “抒情”注重形式，是一种信仰或皈依的声音形式。“叙事”注重内容，它是一个声音如何渐渐喑哑的故事。“叙事哮喘”是噪音，它没有内容也没有形式，只有一连串从呼吸道发出的呼、呼、呼的声音。

72. 文学作品就这样成了流通物、交换物。于是，作家、作品这样一些封闭的文学概念，变得无足轻重了，没有独立的美学意义了。这对文学批评是一种新的挑战。

7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将一连串的“事件”转变成“情节”时，往往采用“奇特化”的手法，以打破那种线性时间结构。它旨在恢复人对时间、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并引起人们倾听存在的声音的愿望，引起对话的欲望。

74. 在交换价值（市场规律）支配的文化背景下，一切价值都在力图走向“无差异性”，以便成为一般交换的等价物。于是，所有的价值及其相关的词汇：自由、苦难、正义、美，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语义。在这种语义（词汇）逻辑与市场交换逻辑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漠视使用价值（词汇应有的语义）。这就是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符号民主和价值危机。

75. 在都市里虚构农民经验，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这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时分时髦的事情。我们经常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感叹声：“农民很苦哇。”解决农民苦的问题，是一个行政问题，需要周密的社会理性，需要数据论证，特别是需要真正的法律介入。

76. “鲁迅精神”并不只是批判、破坏，甚至骂人，它更是一种不封闭也不盲从的大胸襟和大气派。鲁迅对新旧文化和中外文化有着极其精到准确的判断力，对生活和美有敏锐的感受力，在艺术表达上也有极强的想像和创造力。在这些能力上，当代人不过是个“丙崽”。